文化创新，是中国玉器长久以来面对的一个课题。谁也不会否认玉雕艺术承传性的重要，我们是踩着一串长长的前人的脚印走到今天的，这串脚印穿越了八千年的时光。但每个时代的玉雕艺术家，在前人高大的身影之后，也都力争树立起自己的形象，留下自己的贡献和创造。这种勇于超越的理想和气质，是中国玉器行业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工艺创新，不是很难的事情，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在古人面前显得难度很高的工艺问题，在今天很容易就会得到解决。难在文化创新。文化是玉器的灵魂，如何赋予当代玉器以新的灵魂？在这次评奖中，我们看到很多玉雕艺术家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坚实的脚步。

    我们不妨以玉牌创作为例。自明代玉牌以特有的形制作为佩饰出现以后，此后广泛制作，风格类型多种多样，这其中以子冈牌最为人追捧，引出坊间纷纷仿效，同代后代均有赝品的情形。子冈牌的魅力，不光在于用料精良，风格精美典雅，刀法硬朗挺括，还在于一代治玉大师陆子冈把当时的文人画风、书法意趣引入玉雕，在方寸之间汇集诗、书、画、刻四艺为一体，其可贵之处正在于艺术创新。

    后世标注子冈款的玉牌，多从款型纹饰上摹仿，而对其文化意蕴不去领会探究，在形似上倾注功夫，于神韵上却格格不入。

    上海大师易少勇的白玉牌《玉骨寒香》，作者注明为子冈牌，但并非子冈牌形制，是作者不明白子冈牌有着众所公认的标准？显然不是。我在鉴评语中作了如下表述：“该玉牌承继子冈牌精魄神韵，又不拘泥子冈牌范式，一扫流行的繁缛匠俗之气，将子冈牌开创的取文人书画意趣进入玉雕创作的风格，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作者以高峻清逸的文化视觉，在简约中营造意境，于清婉中传递韵致，拒绝奢靡，抱朴见素，着意凸现空灵高远的美学风尚。阴线工艺施用精湛，在转折刻画中提纯笔意，颇具功力，造就了鲜明的个性品格，拓展了玉牌的表现形式。”

    也许我的解读不无偏颇之处，但作者对玉牌文化品位的追求，在文化创新上作出的努力，却毫无疑问是自觉而清醒的。此外如倪伟滨的白玉《亲情》、马铁军、仵员的翡翠《天涯共此时》、翟倚卫的白玉牌《午茶时分》、李东的白玉套牌《庄子》、时全生的玛瑙《世界日记》、田健桥的白玉《童年》、马进贵的墨玉《错银嵌宝石福寿纹壶》等，都在文化创新上做出了宝贵的尝试。以马进贵的福寿壶为例，这是一件填丝嵌宝的痕都斯坦风格器皿，但作者在痕玉特有工艺的基础上，注入民族文化元素，壶柄造型和错银图案大胆“中国化”，夔龙壶柄与痕玉风格壶体中西结合，福寿纹在嵌宝的烘托下，发挥了点睛的艺术效果。玉雕艺术家们诸如此类的创新实践，为玉雕题材带来一种开放性前景，也为古老的中国玉雕艺术注入了新的时代元素和新的生命活力。

    我们如此看重玉雕艺术的文化创新，是基于一种现实隐忧。当前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玉雕艺术本应表现的优秀文化内涵和新时代精神底蕴，在众多流通于市场的作品中愈来愈淡薄。

    中国玉器和中国玉文化，本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河流的一条主脉，不同历史时代承载着不同的历史精神符号和社会文化信息，这是中华玉文化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核心原因，而现在大量充斥于市场的玉器作品，文化承载功能萎缩降低，装饰化、赏玩化的功能却膨胀递增，普通消费者对玉器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浅薄层面，比如最为热衷最被追捧的便是祈福除祟功能，这种现象，不光遮蔽了玉雕艺术的灵魂，还对社会心理注入了一种无稽的庸俗口彩化导向，一棵白菜就是“百财”，猴子背猴子就是“辈辈侯”，一只瓶子里插三杆戟就是“平升三级”，诸如此类，将博大精深的中国玉文化消解为庸俗功利化符咒。缺乏文化创新意识，应该引起玉界有识之士的足够重视。

    中华传统文化积淀了丰厚瑰丽的国学资源，多姿多彩的民间文化也构成了一个巨大丰富的中华文化资源宝库，玉雕艺术家如果能建立起一种自觉意识，从其中汲取营养，提取素材，开拓眼界，获得灵感，那么，中国玉雕艺术的文化价值张力和文化生命活力，将会大大得以强化。 (摘自“白描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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