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玉：所谓佩玉，顾名思义即人身所配戴的玉器。孔夭子讲过：“古之君子必佩玉。”按照孔子的观点，这个君子应是指上自天子玉侯下至达官贵人的社会上层人物。天子既用全佩，贵人身必佩玉。但这个佩里决非单件，而是多件的组佩。由于佩玉本身就是等级的标志，所以在“三礼”中对佩玉有严格的规定。《礼记•玉藻》对佩玉的玉材选用和色彩的配用有一段特别的叙述：“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缓，公侯佩山玄玉而未组绥，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经，士子佩瑜玉而秦组经，土佩蠕玫而组组经。”组终是用来穿串玉饰的一种丝带。这句话的意思是规定天子以白玉为佩，用黑色的丝带相贯；公侯以山玄玉为佩，用红色的丝绳穿系；大夫用水青色的玉为佩，必用纯色的丝绳穿挂；士于用瑜玉之佩，需用杂色丝绳组系；士用美石作佩，应用赤黄色的丝绳相贯。这其中的等级概念是不言而喻的。
佩玉除作为等级的标志而外，它的另一个重要的作用，是作为君子道德的象征。关于这一点，《礼记•玉藻》中有两句重要的论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徽角，左宫羽。”“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银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写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人也。”这两句话便道出了问题的实质。揖的意思是指人体上身向前微倾，成俯视之态。仰是指人体的上身向后稍仰，成仰视之态。古人佩玉行走时，向前一步则身体前倾，再抬脚时则身体后仰。连贯行走，就形成不停顿的前倾后仰动作。这样一来就必然牵动身上佩戴的玉饰，使之发生互相碰撞，发出有节奏的音响。由于佩玉都是坚硬的玉石磨出来的薄片，碰撞时发出来的声音非常优美，竟有如乐曲中的微角宫羽之音，当然奇妙无比。古人以玉比德，故佩美玉、奏美乐，以诩美德，这也是一种创造。礼对于人的动作要求是很严的，一套玉佩悬挂于身，也只有随着连贯、均匀、协调的步伐，才能形成优美的乐章。这样走是很累的，但古人依然乐此不疲。因为，佩鸣之声还有另一种重要的含义，即以此向天帝人君表示自己绝无非辟之心，这是向统治者表示尽忠尽节的一种形式。
完全可以看出，佩玉在当时也是一种政治行为，佩玉的本质在于借助于人身的装饰赋予一定的政治含义，无怪乎佩用玉器也要列入周代的国家典制当中。
⑤财货用玉器
财货用玉器主要指货币。玉在我国古代即为财富，曾在商品交换中作为自然物货币流通使用。玉币的前身为货贝，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一种货币。其为人所用源于夏，盛行于商而衰于周。春秋之世因金属货币的兴起，货贝便失去其自然物货币的功能。但在商周时代，先民们在贸易活动之中，因自然货贝数量不足，为弥补流通之所需，曾以玉、石、骨、蚌、陶渚材仿制贝形。这就是玉币的起源。
在“三礼”的论述中，玉币和其他各种玉器都曾经被列为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这其中绝大部分玉器虽然就其本身来说并不是财货用玉器，但确实是财政征收的对象。《周礼•天官家宰第一》曰：“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一曰祀贡，二曰嫔贡，三曰器贡，四曰币贡，五曰财贡，六曰货贡，七曰服贡，八曰旅贡，九曰物贡。”这里所排列的九大贡项，是周制典章中所规定的邦国主要资财来源。其中涉及到玉器的项目就有六项，这些项目分别为：币贡、货贡、器贡、财贡、物贡、旅贡。
所谓币贡，即是向朝廷上缴财政收入。玉币是其中的一项，古人把小玉磨成贝的形状，背部打一至两个穿孔，再用绳子穿系起来。这就可当成货币，称为扶。玉币也叫玉贝，计量单位为“朋”，每十只为一朋，这是实用的玉制之钱。市场上有此玉钱流通，国家将其列为财政收入是顺理成章的。不过，在当时来讲，作为货币来使用的并不是玉币一种。在周玉朝，玉、马、皮、帛均作为交换媒介来流通。所以，这些东西统统都在财政税收之列。
所谓货贡，是指金、玉、龟、贝之属，皆系自然之物。这些东西其实也是最早成为货币的材料。
其他货贡物品还有兽皮、五谷、布匹、工具等物，不过作为货币缴纳，是以货充币罢了。玉在这些货贡资材当中要算是重要物品，理当上缴圣库。
所谓器贡，是指宗庙之用器，也就是祭祀用器具。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先秦时祭祀宗庙是作为国家的重大政治活动来进行的，那么，对祭祀用品的征集也自然是一件重大的事情。祭祀用品的品种已在前文做了说明，如六器的圭、璋、璧、琮、琥、璜及瓒勺等。此外尚玉几、玉爵、玉豆渚物。这些东西都需要由各地方臣属按时按岁进贡给朝廷备用。
所谓财贡，是指国家所需要的重要资财。这当中包括珠、象、玉、石、木、金、革、羽等物。这些东西在当时来讲分布较广，使用范围也广。按《周礼》的规定，必须进贡给国家，由朝廷专用。
所谓物贡，实际上也是指上面所讲的那些东西。其区别是：上面所讲的是指国内物产，而物贡所说的项目是专指“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贵为执”的财物，是“外国”的东西（这所谓的“外国”应是指玉题之外的偏远邦国）。周围小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断少不了上贡玉器制品。历史上流传的各国物贡的故事很多，比如《拾遗记》、《山海经》等古籍就记载了许多朝贡玉器的故事。
所谓旋贡，是指锦羽燕好之物，也包括珠巩琅环等珍宝玉器。《周礼》指定臣民进贡如是物品，以便供天子及玉公大臣奢侈糜费罢了。
玉贝属货币，是在市场上流通的钱财。除玉贝而外，九贡中之金玉物品是不允许在市场上流通的。《礼记•玉制》规定曰：“有圭璧金湾不粥于市，命服命率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粥者卖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是不准在市场上买卖的。道理很清楚，金玉龟贝、瑞信宝单、牺牲珍宝、礼神器具都是朝廷所用，是国之重典所在，属政治用品范畴，当然禁止流散于市场。总之，工作财货之用，在历史上确曾盛行一时，并将永远留存于我国的玉文化之中。
⑥军用玉器
所谓军用玉器，主要指两样东西，一样是牙湾，另一样是玉制兵器。《周礼•典瑞》曰：“牙湾以起军旅以治兵守。”这说明古时将帅是以牙璋作为调兵遣将的凭信的。
牙湾因其下部琢有玉齿，象征着用兵之意，所以用牙境发兵。兵用瑞信从单件开始，后来随着需要发展了合符的做法，即以两半相合为一符。古代常见的玉制兵符有玉虎符、玉贼符、玉鱼符、玉鹤符等，再往后则有金属制兵符了。
玉制兵器古有玉刀、玉链、玉斧、玉钺、玉戚、玉矛，还有射箭时保护手指的玉绥。辽宁三官甸子墓葬还曾出土了一件玉臂甲，是套在手臂上用来护臂的，由此可见古时兵器名目繁多。不过，这些兵器并不是用于战争中直接砍杀，而是多作为仪仗之用。在有关治军或誓师征战的仪式中，在天子或统帅的身后及周旁，陈列着玉兵器仪仗，更壮其声威。由于“三礼”的著述者遵循兵器不载于典章的原则，所以在“三礼”中没有关于玉兵器的文字记载。至于牙掉的人典，则是因为璋系瑞信器具而已。
⑦节用玉器
节用玉器是指在邦交礼仪中所使用的瑞信玉器。《周礼•掌节》曰：“掌节掌守邦节，而辨其用，以辅玉命。”“守邦国者用玉节，守都鄙者用角节。”“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无节者，有几则不达。”
西周和春秋的分封制度，承认诸侯为古封国的国君，并在其封疆的领域之内世代掌管统治大权。但诸侯必须定期向天子述职朝贡，按时上交贡赋和服役。按《周礼》的规定，凡属天子的国土和分属于诸侯的领地都称为邦国。这样，在国家与诸侯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都有正常的活动交往。以至于邦国与邦国之间，凡使臣往来，都必须出示一种凭据，既作为身份的证明，又作为意愿的表示，这种凭信就叫节。按《周礼》的说法：“守邦国者用玉节。”这个邦国指的是天子的领土，是整个国家的范畴。也就是说天子之节是玉制，称为玉节，代表的是国家的意愿，在玉立之内无所不通。至于在诸侯领地或地方城市的范围内，则规定使用角制之节。
掌节是掌管各种符节的官员，隶属于地官司徒。他的职能是负责掌管各种符节的形制和用途，即以辅行天子的命令。周制规定掌节的最高官员为上土，总编制为34人。其中“上土二人、中土四人、府二人、史四人、青二人、徒二十人”。节的使用是统治集团之间的凭信和信息传递，是一种涉及范围较广的经常性行为，所以规定这样一种机构是不足为怪的。
天子的玉节主要是指珍圭、谷圭、碗圭、琐圭、牙湾五种瑞信玉器。牙湾是专用于调兵遣将。其余四种圭形玉器多为天子对诸侯及臣下处理国事时使用。这些内容在前文已做了介绍，不再赘言。碗。谈二圭的作用较为突出。惋圭的造型没有棱角，呈浑圆状，用以治理德行、亲善和好，是表示和平的象征，常用此表达化干戈为玉帛的愿望。琐圭的形制却正与魏圭相反，其左右两角棱有锋，锐利逼人，用以向犯上的臣下做兴师问罪之举，是诛讨、凶杀的象征。当国事需要时，天子将谈圭授予使者，命其代表国命，对乱臣行使警告、责罚、宣战以至发兵檄讨之事。古时讲普天之下莫非玉土，在玉土的范围内，若要通行，必须持节。
但有节还不行，还要和“传”共同使用，作为证明。“传”也是一种信符和凭证，相当于文字形式的东西，如竹书之类。有节无传不准通行，无节有传也不准通行。玉节的使用往往有一定的期限，用毕要按时将玉节上缴。如果行动者没有节，一旦捕获即投入狱中。
节的使用在周代名目繁多。就制节的材料而言，除上述五节和角节而外，尚有金属制节。就节的形制而言，各邦国均各有自己的特点。譬如镇守邦国的诸侯就以各自不同的特征制节。山地之国多猛兽，便以虎威为标志，制为虎节；水族之国多鳞族，便以龙神为标志，制为龙节；平原之国是人口密集之地，故取人形为节。这些节都是五金制造。就节的使用方式而言，有出入关隘使用的符节；有货物通行使用的变节；也有道路通行使用的彼节，但大多不是玉制。
总之，节的使用，是原始图腾文化遗留的痕迹之一。夏商周三代时期的玉节，更是我国玉文化中的一个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运用形式。
⑧嵌用玉器
所谓嵌用玉器是作为配件镶嵌在其他器具上的玉器，它一般不作为单独的器皿来使用。我国古代有很多器具都是用玉件来进行镶嵌装饰。一来是为了求美观提身价，二来是为了通神灵求吉祥。早在远古时代，已有镶嵌绿松石的器具出现。及至周代，嵌玉风气已很盛行，嵌玉器具的品种也比较多。其中列人典章的品种有食器类的玉爵、玉豆、玉浅；有家具类的玉几；有舆服类的玉格和职官服饰；也有祭祀用品类的玉场、裸圭等。此外尚有不列人典章类的军械器具，如用玉石作装饰的刀、弓、杖、矛之类以及镶嵌于宝剑上的提、琅、隧、班四大玉器等等。嵌用玉器是我国玉文化中的一大特色，对后世影响很大。自先秦以后，累经数千年之久，玉石镶嵌制品层出不穷。即如今曰的玉石盆景、嵌玉漆器之类，也不能不承认出自此源。在国内外呼声甚高的扬州漆器就有一个古老的品种，行内人称之为“周铸”，意即周代制造，是一个漆、玉结合得非常完美的镶嵌产品。
关于食器类的嵌玉漆器，《礼记•明堂位》有这么一段文字：“灌用玉摄大圭，荐用玉豆雕要，爵用玉残仍雕，加以璧散璧角院族。”这句话中提到的主要器皿几乎都是嵌玉食器，讲的是行灌礼时必须使用的器具。“灌”乃渚塑酒祭山神，这在前文已有详述。“荐”是以物品祭祀神灵的意思，相当于“敬”。玉豆是古代祭祀或宴会时用来盛放食物的一种器皿，常用以盛放肉酱一类的食物。豆的上部像一个浅口的盆子，中部是支撑的高脚，有把，留足底，大多数还有盖子。玉豆或全为玉制，或以木制。以木制的豆在其周围亦镶嵌有小玉饰。爵在这里是酒具。爵的起源是取用动物的角作主体，让大头朝上、尖头朝下，再绑上三条小木棍做腿，这是最早的爵。所谓“爵，亦角之演化也”。后来发展为刻本为爵，嵌之以玉，这便是饰玉之酒具，应是相当高贵的。戏是玉制酒杯亦或木制嵌玉酒杯。这段文字的意思是：祭祀山神地神浇灌但酒的器具，必用大圭作柄的玉被。敬供食品必用玉豆或竹雕的宪，盛放牺牲的案桌必用株族。从这段文字中，可以大略看出古代祭祀用具和饮食用器中嵌用玉器的风貌。
关于家具类的嵌玉制品，“三礼”中亦有琮迹可寻。《礼记•大宰之职》曰：’‘享先玉亦如之，赞玉几玉爵。”这是在说祭祀先玉时，必须用玉几做供桌，用玉爵敬酒。玉凡是用玉石镶嵌的小桌子，平素供天子凭靠休息，祭祀时用它陈放祭品、完全可以想象，凭案几之大，不太可能全用玉制，所谓玉几当是嵌玉用具无疑。从“三礼”典章的文字中，亦可以看出，玉几是宫廷的专用家具。
关于舆服类的嵌用玉器，“三礼”主要讲的是玉格。至于职官服饰中的玉石镶嵌，实际上已属于服饰类或首饰类玉器了，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采用玉石镶嵌的工艺手法，比如青铜镶玉带钩就是一个很实用的例子。《礼记•巾车》曰：“玉之五辂，一日玉辖。”帝玉所专用的乘舆称之为格。所谓五籍之说是分别以不同的工艺材料装饰成五种不同的车子。这五种不同的材料按“三礼”的规定是玉、金、象、革、木。其中以玉石镶嵌的座车最为珍贵。这种车子一般都是在车辕、轴端以及外表的主要部位嵌上雕琢的玉石，亦通称为大盛。在军械兵器嵌玉也是一种通常的做法，这种东西主要做仪仗之用。
总之，嵌用玉器涉及的面比较广。
⑨乐用玉器
乐用玉器是指在礼乐之中所使用的玉制品。古者以礼乐治天下者为有道之国，由此可见不仅礼为治国之典章，乐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孔子定“六经”，“乐经”是其中之一，可惜于秦时焚毁殆尽。玉器在古礼乐中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在音乐中用。用玉石琢制成乐器，此之谓玉声。《礼记•明堂位第十四》讲到成玉即位以后因感戴周公功德，封之于曲阜，命鲁公世世以礼乐身巳之。这礼乐之中就有“拘搏玉磐”之说。批搏是古代的一种形如小鼓的打击乐器，玉磐便是典型的礼用乐器了。其二是在歌舞中用。《礼记•明堂位》描绘这祭祀周公的礼乐歌舞道：“升歌青庙，下管象，未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这段话说的是用歌舞的形式献媚于神灵的情景。你看，当歌舞乐玉升坐于清庙之堂时，堂下的乐师们以管乐吹奏起象武之章，武舞者手执赤盾和干戚，身着表冕，更随着乐曲的节奏跳起了舞蹈，动作刚健有力，场面甚为壮阔。这是一幅宗教色彩相当浓烈的歌舞祭神画卷。在这个场景中，乐人手执的于感便是用玉琢磨成的斧，它根本不是砍杀之器，而只是礼乐道具。固然戚可以划归为玉兵类器具，但在这里的用途显示，它只是一件乐用玉器。
⑩食用玉器
食用玉器就是供人吃的玉，严格来讲它可以称为玉，但不能称为器。《周礼•玉府》讲到辞玉则共食玉。”“齐’即“斋”。说是在君玉斋戒之曰，白玉府供给食用之玉，这说明食玉也是周朝的礼仪内容之一。食玉究竟是什么东西？按古籍所记载的内容来看，有玉屑、玉浆、玉糜等等。当然，这些东西其实非常人可食。斋成也是一种带政治色彩的宗教活动。斋戒食玉跟后人以玉为矿物类中药是完全不相干的两码事。服食玉石以求神，在现在看来是荒唐的事，但在当时确实是存在的。
（4）“三礼玉论”中之用玉规矩
“三礼玉论”的主要内容，除了管玉的职能机构、古代玉器的形制及意义、古玉的各种不同用途而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即用玉规矩。我们可以想见，在三代之时，玉是重要的政治用品，代表着天地人神，具有崇高的地位。那么，古人在使用玉器的时候，一定是非常严肃，不能有丝毫的轻率亵读之举。而且，大凡使用玉器的礼仪，一定是非常庄重的场所，人们以凝重的心情奉玉为神灵，也自然会有一个共同遵守的现矩，关于这个用玉的规矩，将“三礼玉论”的有关文字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鉴玉尚质。凡是在礼的规定之中所使用的玉器，所着重的是玉的质地和造型寓意，就是说要突出玉的美质和形意。要达到这一要玉器的表面就必须朴素少效，不允许雕刻繁得四纹样，以免影响玉质的表现和形意的表达。《礼记•礼器》；有以素为资者，无敬无文......大圭不琢......此以素为贵也。《礼记•郊特牲》大圭不琢；美其质也。意思是很明白的，在礼中所使用的玉器以质素为珍贵。代表天地神灵及率礼玉；是最崇高的玉器，向当没有纹饰。如天子所使用的大圭，在形制上是严格按照礼的要求制联。大圭的表面不需要纹样装饰，所需要突出的是玉的美质。事实上玉器的纹样变化万千，若雕刻得四好；反而影响了玉的天然美质的表现，古人对这个规律是非常注重的。在这个问题上，《周礼》也吸相同的观点：璋，邸射，素功。这里讲的素功，如就是不加雕饰朴素无华的意思。三礼所论之玉，大都遵循了这个原则。
古人崇玉以素为贵，不以纹饰为论美的标准。股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是政治原因，当时有明敬无文的信仰。二是在实践中自然产生的审囹意识。本来古人认识玉就是从被玉的美质所吸国开始的。充分利用工艺材料美的风除，最大限度外挥这个属性，是相玉理玉的重要法则。这个法则区直沿用至今曰，并成了衡量所有工艺美术品艺术质是的标准之一。
我们的祖先最早总结了这个理论，并且把这个理论用于礼器的规定标准、写进国家的典章制度之中，不仅成为玉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对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第二个方而是执玉尚谨，这是要求上自天子下至朝臣；凡是在执持玉器的时候，都必须神情庄严、姿势规范，不允许有丝毫的马虎随便及不禁之态。在这方面，《礼记•曲礼》记叙了几策很有意思的规定。
其一是：“帷搏之外不趋，堂上不趋，执玉不趋。”帷薄乃吧帘，堂乃客堂，趋是小步快走的意思，这是对行走动作的一种规定。古者讲究礼节和仪表，君子要讲究风度。在礼仪场合，无论是在幄帝之外还是在大堂之上，都不允许快步行走。当手捧正器的时候，跨步动作必须做到稳健协调、从容不迫，否则便于礼不合，失掉规矩，同大不敬。
其二是：受珠玉者以掬，受弓箭者以袂，饮玉爵者弗挥。受是接受之意，掬乃鞠躬之态，快是抱服，挥乃挥动也，这是对接受货赐和馈赠者的一种动作规定。在接受大礼的时候，见受珠玉的人要身体前倾，作鞠躬之状，两手平举至头部以上而共承之。接受弓箭者要用双手托起施取来承接。用玉说饮酒的人要注意不能随意摆动手臂和身躯，防止产生酒杯晃荡和投酒等不告礼仪的后果。
其三是：“凡执主器，执轻如不克。执主器；挪币、圭、璧，则尚左手。行不举足，车轮曳踵。”主器即尊者之器，这出面当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最尊贵的人所使用的玉器，另一种是指话器中最尊贵的玉器这是对执持玉器的姿势及有关前进动作所做的规定。就是说，凡是在执持至伸至贵的玉器时,要以相当做重的心情和非常慎重的态度，即使要棒的压器很轻小，但执持在手时要表现得很庄重，让人觉得玉器很沉亟仿佛有不胜之容。凡是执持主器或排持币、圭、话器之时，如只需单手使用，按规定必须用左手，而不能用方于。根据国的传统观念，以左为上首，代表阳，执玉必须：最上首方为正确。当需要行走时不可大步跨越不能跑步前进，必须是不紧不慢、小步前进。当足跨出，后足立即跟，两足紧紧相连，有如车之运转，连续而不间断。这一条规定虽然并不难到，但细想起来，其减慢诚恐之状如在眼前，古人对玉的态度可谓是敬之而又慎之矣。
其四曰：“君无故玉不去身，人上无故不撤县士无故不撤军瑟。”这句话的意思是天子诸侯加特殊变故，玉不能离身。大大级的官员如无特殊故，个能去掉身上的侃饰。士如无特殊变故不能去攀瑟。也就是说，是永远不能离身的。
第三个方面是用玉尚慎。一枚瑞玉并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用的，怎么用？什么时候用？抓有规定如果用的不适当，说不定也有杀身之祸。这当中有很严格的规定。根据《礼记》的论述我们发现两个重要的区分，一个是公礼和私礼的区分，免一个是喜事和丧事的区分。
关于公礼和私礼的区分，《礼记•都特牲》一段话；朝几大夫之私见非礼也。大夫执圭而使以申对也。不敢私觐，所以致敬也。而庭实私觐，何为手渚们庭。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二君也。
朝觐原是诸侯朝见帝玉的专之间春天刚为朝，秋天前见为“觐”。这段引文中的“时既有朝见之解，又有拜见之意。将这一段引文刚成现代白话的意思是：关于测觐的规矩，大夫和拜见之事，这不减礼的范畴。大夫执夫到邦国去执行使命，以玉申信，表示执行玉命。不敢私自去行拜见之礼，是为了表示对天子的忠心和对话候的敬意。因为如果在私宅行私下拜见之礼，那怎么能成为代表国家的大堂礼节呢？作为天子之臣下，心中只有一个国君而绝不敢有二心去做私人外交的。这是一段关于外交礼节方面的政策规定。大夫受国君之命，担任特命全权代表，执持命圭出使外域。他行觐见之礼，出示玉器，是表示代表天子的意愿。如果违反了这一条，就不是代表国命。为人之臣，应忠心耿耿，不可有二臣之心。这一条是说在执玉行礼的时候，也要掌握好分寸尺度，避免引起政治上的麻烦。由此可以看出，古人在礼仪之中特别着重用玉之慎。
关于喜事和丧事中两种不同用玉的区分，《礼记•檀弓》选用了一则故事来说明问题：石胎仲年，无适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刚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祈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手？”不沐浴佩玉。石祈子兆。卫人以电为有知也。
故事的大意是：石骆仲死了，他没有嫡亲的儿子，只有庶子六人。这就要通过占卜来确定谁可以代替嫡子的继承权。掌卜的人说：“谁沐浴佩玉，谁就可能在占卜中获得吉兆。”
于是乎有五个人都进行了沐浴并佩戴了玉饰。可石析子却说：“哪有在服亲丧期间沐浴佩玉的规矩呢？”只有他没有沐浴也没有佩玉。经过用龟甲占卜，果然是石析子获得了吉兆，得到了继承权。卫国人都说龟是有神灵先知的。其实，这并不是龟的灵验，而是关于执行礼制方面的宣传教义。在六位庶子当中，有五个人相信沐洛佩玉能得吉兆，其实他们都不合礼仪的规范，故而大错特错了。只有石祈子能知礼并切实地按礼办事，因此也只有他能享受合法的继承权。这是以礼取人、以德取人的一则典故。通观“三礼”，佩玉应总是吉祥的事情，但也得分清事理和场合，在亲丧期间佩玉是大逆不道的事。
（1）研究玉文化的钥匙
玉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统一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之中。同时，它也有自己的独特内容、独特风格，有其他文化类别所没有的特点。“三礼玉论”在玉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其价值跟它所具有的下述三个特点有关。
第一个特点是，“三礼玉论”在阐述古代玉文化理论及其表现形式方面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
“三礼”所论述的有关玉器的理论，早在夏商时代即已逐步形成。“三礼”只是集中了西周以前的关于玉的各种理论概念，它包含了古代玉器中大部分主要品种。这些玉器使用面相当广泛，几乎涉及到整个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虽然也有现今出土的确实属于当时实用的某些古玉种类，并不见于“三礼玉论”，譬如商代玉人在“三礼”中就没有述及，但这些种类在古玉中所占的比例较小，而这些东西的作用也并未逸出“三礼”所说玉的各类用途之外，只不过不占主要地位罢了。第二个特点是，“三礼玉论”所论述的古玉用途在古代工艺美术品当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三礼”所叙述的玉的使用范围，包括国家政治的各个方面。使用项目从官场礼仪的细枝末节直至玉朝最隆重的大典。历史上无论哪一项工艺美术品种，其政治效用都不能和玉器相比。事实上，从古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其他工艺品或手玉业品能在某一个玉朝的典章中获得如此的“殊荣”，也还没有发现其他任何一种工艺美术品具有比“三礼玉论”更早更系统的理论。“三礼玉论”所叙述的内容，可以囊括其他若干工艺品种的理论；而其他工艺品种的理论，没有一个能囊括“三礼玉论”。
第三个特点是，“三礼玉论”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三礼”成书虽已有两千多年，但书中讲到的玉器种类已由出土文物得到印证。这个事实足以使人相信“三礼玉论”内容真实可靠。那么，古人是否一定按照“三礼”中所说的那样去做呢？当然谁也没有可能去观赏一下那种场面。所幸有一本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可以作为“三礼”的佐证，或者说可以跟“三礼”相互印证，这本书就是《尚书》。我们不妨先试举一下其中《周书•金藤》的有关篇：植璧秉圭，乃告大玉、玉季、文王。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上，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
这是一段很生动的历史故事，说的是周武玉在代纣克商取得重大胜利后的第二年，不幸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看来行将谢世，当时有一位国之重臣周公已，以自己的献身精神，设坛祭祀。他将玉璧置于大玉、玉季、文王三位先玉的神座之上，沐浴更衣，手持玉圭，由诚地祷告占卜。他念道：现在我即用大圭占卜、武玉之生死吉凶，以应先玉的意旨，并请求先玉保佑武玉。我愿以己身代武玉死，如果你们准许我代死，则请先玉显灵，卜现吉兆，让武玉康复，而我回去以后即以死复命，且死后定以圭、璧伺候光玉鬼神。如果你们不准许我代武玉死占卜、将出现凶兆则我定将圭、璧统统收藏起来，决不事神。周公祷告完毕，将祝文藏于金匣之中。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这个故事一直是作为宣扬君臣关系的范例。周如果有此事否，我们无从排实，也无须证实。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玉敬神，以玉敬祖，是由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所证实了的。圭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与三礼玉论是完全吻合的。
此外，《尚书•周书》中还有大量关于用玉的记载。如：甲子，玉乃能州水，相被见服，凭玉几。粮间南向，敷重毁席，偏纯，华玉仍几。东序西向，敷重丰席画统雕玉仍几。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跪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冶之舞衣，大贝，盘鼓，在西房。进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东房。大格在宾阶面，缀轮在作阶面，先格在左璧之前，次抢在右璧之前。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阳。皇后凭至几。宾称奉圭兼币。
上面所摘录的《尚书•周书》中关于用玉的部分章句，其精神实质和”三礼”是相吻合的。经专门研究《尚书》的专家们论证，《周书》中的多彩篇目是周玉室的档案，是研究周代历史的重要清始材料，三礼玉论和《尚书•周书》中关于月玉的记叙恰好互相吻合，而且印证的结果能够，叫：古人用玉的情况，是确有其事的。纯是后人理想化的描写而是在史纪的基础上写就的。因而，它当然具有规究和探讨的价值。
总而言之，中国的古代玉器在工艺美术品中使用面最广、所处地位最尊、经济价值最高，是古代社会文明闻座要标志之一。三礼中关于用玉论述可视为我国最早、最系统的玉昆化著作，是后世各代玉朝用玉理论拥用上形式的依据。人们对三礼玉论尽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研究。无论在美术上，还是在技术上，或在社会发展理论上，三礼玉论都具有较高的山值，它确是研究我国玉文化的一把剧匙。
（2）美和力的启示
玉器发展到商周之世，无论在实践上或在理论上，都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那时，已有很多手工作坊，形成了一个繁盛的制玉行业。琢磨抛光技术十分高超，透雕镂空也很出色。不但玉丽的一般材料美得以充分的发挥，而且商墓出上溯玉龟表明当时悄色的运用亦很成熟。在使用激，玉制品已遍布于宫廷玉室遍布于贵族阶级社较活动和生活活动的各个角落。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都没有忘记用资，都知道玉的特殊功用，都要把玉的理论牢牢地刺在手里，都要以工作为他们的象征和标志。我们举间，为什么各朝代的统治者如此醉心于一块块田玉呢？我们说，任何工艺美术品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它固有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脚津，这当中也包括玉器艺术。古代玉器的特殊作阳和地位的产生；归根结底，是在于蕴藏于古玉中胸无与伦比的“美”和“力的作用。
所谓美，是指玉村料的自然美。玉器（包括陷他一切工艺美术品）是人们将大脑对于自然界的激美资材的形象思维，通过手玉制作的方式表现出来。和其他艺术部类相比（如绘画、音乐、舞蹈、文学等），琢玉的特出之处就在于玉器是和材料属性直接相连的，它的艺术表现力也是要依赖于原材料的物质条件的。在上古时代为数不多的可以充作工艺原料的主要资村当中，几乎没有一样东西能像玉石之村那样受到人类的特别青睐，被广泛地使用。首先，玉村出于自然界之中，是天然之物，无需花费代价，虽然真正好的材料永远只能是稀有的。玉石，其美质是可资创作和利用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块美玉，若置于乱石之中，一定非常引人注目，立刻就会被人刎认和挑选出来。仅从外观上来看，它质地细腻颜色鲜艳，折光强烈纹路优美，若悬而扣之，则会发出美妙的声音。它美的神奇，美的动人心弦，这是天然的美，永恒的美是丝毫不加修饰的美。我们不可能设想以后的子孙万代会以否定的态度来对待玉石的优美属性。无论是推，当他将一块玉石放在手心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摩罂把玩感叹着大自然的造化，产生美好动人的想象；思索着它的最恰如其分的用途。
人们总是爱美，相信美，崇拜美而厌恶丑，这种心理是人类天生的，只是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级代表人物对这一特定的美会赋予不同的内容，给予不同的解释而已。“三礼玉论”的提出者、总结者、记录者们充分利用了千万人对玉石的景仰和崇拜心理，用美的玉石代表神灵，用美的玉石自我标榜，用美的玉石显示等级，把玉石之美整个引入到礼教观念中去。
三礼玉论所反映的我国古代玉器在国家政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均是从玉石美的属性开始，人为地把这种属性和典章制度联系起来，掺和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古代玉器在国家政治和人们心目中所特有的神圣地位。
我们可用‘三礼’中之玉佩为例说明材料美工作用。玉佩者，用今曰的观点来看，仅是一件首饰今曰之世界，谁不愿意用首饰来装扮自己。玉首饰的美首先是通过玉材料来表现的，其次才是制作美，是通过设计制作造型手段把玉石材料美的征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没有材料美，构思制作再精也形不成玉佩所有的工艺美感，这是工艺美术的重要法则之一，们要特别提及的是，三礼中关于玉佩“左徽角右宫羽”之音的描述，也是属于一种材料美的范畴。玉石之美，除了色彩、光泽、纹路、硬度、比重、缔质等内容而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属性，即其碰撞时发出的音响。古人以玉为筹，是较早的乐器之一，就是因为其音色之美。按照我国现在的玉业产品分类的实际情况，乐器仍属于轻玉业大类。的工艺美术品类。音色是玉的优美品质之一，古人将玉佩挂在身上，通过行走碰撞，把这一美质体现出来，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绝妙的运用形式没有玉石之材料美就不会有“三礼”中之玉论这在当时是其他任何东西所不能替代的。即倒今曰，其天然的美质仍然为人们所推崇和欣赏。
所谓“力”，是指人们对于自然的探索力和对世界的创造力。笼统地讲古人重玉之原因，在于玉本身具有美质。若细究历代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而重视玉的原因，便会发现，问题决非如此简单。关于玉有许多玄妙的观念：玉能通神灵、近地、延寿考、驱鬼祟。”三礼玉论”之所以成立，个重要的依据就在于，玉被认为具有这一大堆功能。但是，玉为什么能具备这些功能呢？它为什么能廾人们的心理普遍起着强烈的震撼作用呢？这作用在历史上延续了那么漫长的年代如果玉没有内在的力量，这是不可能的。古人类正是在创造工具的过程中创造了最早的原始玉国，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文明的世界。玉石工具在原始木石工具当中属伎使者，它所包含的“美”与“力”的底蕴是当时任何事物都难以企及的。我们可以想象，在世世代代的劳动创造之中，古人和玉石频繁接触，创造的玉石器具无可计数，对玉石自然而然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决不会仅仅停留在初级的制造和使用上，它必然要在人的大脑中升华为希望、理想和追求，从而再不断地演变为新的创造，并最终走向了人类运用的高级形式——国家礼制的殿堂。原始玉石所体现的正是这种创造、希望、再创造的力量。人类最初的手玉劳动是创造世界的开端，一是创造物质，二是创造精神。我们不妨这样认为：制造石工具是创造物质文明的开始，而琢磨玉器的产生，则意味着精神财富的创造。
大千世界是从手玉创造起步的，玉石器的创造就全凭人通过手玉一点一滴地敲打和磨制，并终于造就了辉煌的玉文化奇观。此时的玉器再也不是单纯的工具，而已是一种力量的体现，世间的邪祟都要拜倒在玉的脚下。玉器毕竟是人创造的，它蕴含着人的创造精神，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力量。玉所能显示的内在力量，在于人们创造世界过程中的创造实践和表现出的开拓精神。如果玉石不能显示这样一种力量，单靠离奇的胡编乱造，不可能在玉文化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席位。当玉石材料的天然美质经过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形成一个艺术物产——玉器的时候，它是蕴含有相当的威力的。这样一种威力推不企图去占有呢？‘三礼玉论”所表现的统治术从根本上来说是对这种力量的占有和借用。
经过对‘三礼玉论’的归纳和抒讨，我们相信，至少有下列一些观点是成立的：第一、从石器到玉器的制作过程，应是我们的祖先从创造物质文明走向创造精神文明的过程。第二、根据有关典籍对玉石的论述、两周玉器的运用已达到手玉工艺品运用的最高形式。归根结底，这仍然是信服并推崇人的创造实践和创造精神的表现。玉器，它是直接依赖于在哲学，属于第一性的物质材料而产生的。玉料本身在用于雕琢以前，无需经过其他的再创造，凭其美质即具有观赏价值。因此就决定了工作为艺术品被人利用，一般要早于我国古代其他艺术种类的出现。更由于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能发挥重大的作用，所以，玉器艺术的发展速度，必然要比其他手工艺品快得多。
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因为玉器曾经为历代统治者服务过就失去它的光华，相反，它的社会价值和艺术生命却是指向未来的。民族文化有它的继承性和统一性，中华民族的好古心理和她优秀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古玉的艺术风格正寓于民族文化的内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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