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 玉兽形玦
把玉材料制造成各种器物或装饰品，是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传绕工艺，从考古学资料看，我国玉文化大约有一万年的悠久历史，源远流长，经过历朝历代持续不断的发展，造就了精美绝伦、独树一帜的艺术王国。随着玉器运用于生产、装饰，到登上祭坛沟通神灵、标榜尊贵而渗透到氏族群体原始集团的社会生活之后，其神秘而崇高的内涵逐渐完善，并渐趋形成广泛、系绕的独立规范与形式，成为维系社会群体生存与发展的不可缺少的纽带。
中国玉文化由北向南出现的第一个繁荣局面，这就是红山文化（距今约5900年）——良诸文化（距今5300—4200年）相互辉映的两大玉文化，以牛河粱积石冢和反山、瑶山祭坛墓出土的玉器为代表。此后，龙山文化（今山东、山西境内）、齐家文化由东向西又掀起一次小高潮。
中国玉是先民从多种石头中筛选出来的“美石”，具有温润莹泽、缜密坚韧的美感和实用功能。这个筛选过程是极其漫长的，可以说贯穿了石器时代的始终。如距今70万—20万年的“北京人”在花岗岩山坡上找到水晶以及打制工具；旧石器时代晚期，东北、西南及台湾等地的原始部落曾使用玛瑙、玉石、水晶和透闪石的旧石器；最终形成了东北的珣玗琪、东南的瑶琨以及西北的球琳等玉料的三大板块，各自独守发展成体系完备相互影响的原始玉文化。即使进入文明时代，这个筛选过程仍未完结。据史料记载，历史上被筛选的玉料大致不下一百多种，据《山海经》记载，有玉的产地及玉山共155处。在筛选过程中，绝大部分已被淘汰，留到今天的已经很少，只有和田玉、岫岩玉、南阳玉、翡翠玉等几种玉材。
中国古代玉文化是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一旦其具备完善的形式，反过来对政治统治和经济基础亦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所以，中国古代玉文化是社会上层建筑中的一个特殊领域，我们应从社会文化传统的角度去观察和探索玉器所含盖的文化内涵、形式演变以及它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中国历代的各种玉器琳琅满目，它萌生之后便为有权势的集团所控制并加以广泛利用，如视为神物用于符瑞，用于祭祀，用于佩带等等。总之，社会生活的重大活动都离不开玉，有权势的人病死后还要以玉器殓葬，有些部落以玉打制工具或装点头耳。古代社会原始先民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物质则富，还建立了活跃而有序的文化构架，玉器的重要地位已在其中得到树立。今天我们通过新石器时代墓葬和遗址中出土的玉器可以确认，早期的玉文化为华夏古文明大厦铺下了第一块奠基石。
玉文化进入文明时代之后持续发展，不断更新，有着无限的生命力，在夏、商、周、秦汉、隋唐时期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宋元明清时期，几个民族政权兼并更迭，最终走向集权统一。这一时期的玉文化与这种客观背景相连，既有其连贯性和统一性又有它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呈现无比丰富、异彩纷呈的特征。宋元明清玉文化是中华玉文化的宝珠，闪耀着灿烂的光彩，照亮了下世纪的玉坛。
本文以明清时期的玉文化为主要探索对象，依据实物与文献从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其演变发展的特点。
玉器与祭祀
用玉祭神由来已久。《周礼》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玉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种礼制历代帝王郡得遵循。明代初年，明太祖朱元璋重视礼制，“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研究”，古礼：“玉帛，玉三等上帝、苍璧；皇地祗；黄琮；……，洪武元年（1368年）追尊田庙谥号，册耆用玉”。明代玉器与祭祀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清朝，顺治人关后，凡是大的祭祀、朝会天子都以玉祭神。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遇到天旱求雨，谕曰：“玉以芘荫嘉谷，俾免水旱偏灾，持敕以司用玉将事。自此为恒式。顺治元年（1644年）进太祖、考慈后、太宗玉册、玉室、奉安太庙。册长八寸八分，广三寸九分、厚四分。册数十，底面二页镌升降龙。……凡太庙册、宝皆用玉，色青白，册文用骊体，宝文加谥号。”
祭祀用玉器是历代玉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朝廷用玉的一部分，是由“古六器”发展演变而成。
玉器与殉葬
殓葬殉玉在我国也由来已久，周代已出现了专为殓尸用的玉器——“暝目”，俗称“玉覆面”或“玉面罩”。至西汉殓尸玉已发展到高峰。宋朝以后的900余年帝制时代，帝王及富贵人家均用生前用过的心爱之玉殉于棺内，以示不忘“事死如事生”的儒家孝道。近几十年也发现了不少殉有玉器的墓葬。出土了大量的帝王后妃的冠冕、玺册、典章、文层、陈设等玉器，也出土了不少士庶文人、商人生前所用巾帽、佩饰，以及茶具、酒具等玉器。
由此可知，这一时期的葬俗与前世不同，不再专门碾制殓尸用玉，用于殓尸的玉器都是生前使用过的玉器。玉器的等次取决于墓主的身份、地位及经济状况。帝王所殁玉器玉材优良、工艺精湛、器种丰富，而市庶所殉玉器品种数量都较少，工艺不精、玉质不佳。
明代帝王殉葬玉器从江西帝王墓所出土的玉器可知一斑。如江西南城益端王朱祜槟（1479年—1539年）殉玉有羊脂白玉带，其妃彭氏殉玉有谷纹青玉圭、玉佩。
明定陵出土玉器众多，有金托玉爵、金托玉执壶、盆、碗、双耳玉杯、玉坠、玉料等，还有属于冠服的玉革带、玉带钩、玉佩、玉圭等玉器，玉料上乘、工艺精良、种类繁多，堪称明代玉器的代表。
清代帝王陵，目前尚没有正式发掘，史料有乾隆帝与慈禧皇太后的殉葬清单可供参考。发掘的较高级别的墓葬有黑舍里氏墓、墓丰年仅7岁，其父索额图是康熙年间的重臣，黑舍里氏死时正值索额图最得意的时候，所以其子墓室修建豪华并殉有大量玉器，有碧玉佩、碧玉瓶、白玉佩、白玉杯、玉笔、玉砚、玉古琴、青玉璧、玉筷、碧玉、墨玉印料等19件。另有芙蓉石印料、水晶印、水晶笔架等数件，足以反映满清权贵生前占有玉器数量较多的富有状况。
以上几座正式发掘出土的墓葬玉器，几乎都是生前所用的玉器或是收藏的旧玉，可以说明明清时期墓葬殉玉的特点。
玉器与绘画
我国绘画成熟较晚，与古老的玉器相比，它是一支后来居上的艺术门类。从流传下来的画迹看，它的成熟与繁荣是在唐宋时期，文人画大致形成于元明。而我国玉文化的繁荣期也恰好处于绘画艺术全盛时期，因而玉器艺术必然受到绘画艺术的影响而趋于绘画化，这一时期的玉器作品充满画意，绘画经常表现的题材，如花卉、禽兽、山水、人物等都成了此时玉器的装饰图案或作为器型母体。只要我们翻开《中国玉器全集》，就能看到许多这一类型的作品。
明、清两代的绘画是“文人画”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玉器也随着文人画演进，出现了诗、书、画并茂的图案。如《玉器精萃》一书中的明代青玉松荫策杖斗式杯，其玉白地黑章，两面刻有苍松及松下策杖的老者，另两面刻着诗龟“策杖穿林路几重，禅家清磬隔云封，再来只恐无寻处，好记悬崖一古松。”落款“梅道人戏作”。此玉杯堪称一幅淡墨山水人物画，画面可看出“明四家”之一文微明画风的影响。到了清代玉器上雕刻这种图案的就更多了。如乾隆二十五年之后的陈设玉器正背两面好像画在宣纸或绢上的工笔画，令人百看不厌。和田青玉花卉纹龙耳活环瓶、和田青玉茶花山雀宝瓶、和田白玉山水兽耳瓶等作品镌刻花卉、禽兽、松石、山水、人物等画面，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使观者大有赏玉如读画之感。以上可知这一时期的玉器与绘画的联系非常密切，玉文化也胜于前代。
玉器与雕塑
由于玉器作品的刻制与雕塑艺术非常相近，自古就受到雕塑艺术的影响，汉唐时期的生肖玉雕已显示出这种趋势，以后历代玉器也受到雕塑的影响。
宋元时期的玉雕表现手法多采用“隐起”“起突”或与“镂空”相结合等。与当时的佛教雕塑和石雕相通，明代中期以后玉雕发生了变化，造型几何形体化，采用平布的积累式构图，多用曲线、米字格条纹把形象连接起来，类似墙上的花窗。清代玉雕继承了明代的传统，在加工上更为精细，这与当时的案头雕刻等有相同的地方。清朝乾隆年间统传下来的陈设玉器较多，可供考证。
从以上简要的叙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玉器与它同时代的雕塑艺术紧密相连，它们的制作工艺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中国美术史上，玉雕属雕塑艺术的范畴，但玉雕又有它的特殊性，因玉材珍贵，在刻制上亦受玉材形状的制约，不像木石可任意取舍。
以上从四个方面主要分析了我国明清时期的玉文化发展概况，当然中国的玉文化远不止这几个方面，它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是我国古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的玉器制品更是种类繁多、雕工精美，在中华玉文化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今它仍是我国传绕工艺中最具有魅力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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